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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湛庐文化（ID：cheers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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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不同的人是否有相同的定义？从理论上说，这对哲学家提出了挑战，而且在继续引发热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数量比伊斯特林能够读到的多得多。
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幸福的表述惊人地一致。数据显示，与哲学家不同，普通人在谈论幸福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研究者已经发现，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估很接近他们的朋友和独立观察者做出的评估，甚至与大脑中的电活动也是一致的。
卡萝尔·格雷厄姆曾说：“从幸福的基本决定因素来看，标准模式太一致了。我们所知的所有因素都始终很稳定。”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反复出现，比如某种差异，很多事情都取决于它。幸福有几种含义。其中一种含义可以指一个人当下的心情：觉得自己有多快乐。这很可能取决于一个人星期五下班后是和朋友们喝酒，还是堵在路上吸汽车尾气。
这种短期的心理状态被称为情感幸福，它与情感有关，也就是我们短暂的情绪。研究者通过提出如下的问题来测量情感幸福：“你昨天是否多次微笑？”“现在你觉得压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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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幸福的第二个含义的问题非常与众不同：“你对生活有多满意？”“跟你想象自己有可能过的最好的生活相比，现在的生活如何？”
尽管有很多变化，但核心的问题是：“从整体上看，你认为自己生活得有多幸福或多不幸福？”这类问题问的不是个人的心情，而是让个人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评价。
这些问题涉及评价幸福（evaluative happiness，这个名称很恰当），等同于主观幸福感。情感幸福和评价幸福彼此有一些关联（持续的抑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无益），但关联性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大。
正如数据显示，人们可以本能地理解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并毫无困难地区分它们。询问人们前一天的幸福情况，也就是他们的心情如何，他们会说周末时更快乐；问他们生活是否幸福，这类“周末效应”则会消失。
《你的幸福曲线》一书的作者乔纳森·劳赫在与好友伊斯特林交谈时，伊斯特林特地强调情感幸福和评价幸福的区别最早出现在他于1974年发表的文章中，而格雷厄姆等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后者。他们想知道：如果金钱不一定能提高生活满意度，那什么能？
结果同样非常一致，以至于如今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些基本原则可以被认定为事实。通过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查看世界各国的数据，格雷厄姆在2011年出版的书《追求幸福》中写道：
“无论研究哪个地区的人们的幸福，我都会发现非常简单的模式：稳定的婚姻、良好的健康状况和足够的收入（不是太多）有利于幸福。失业、离婚和经济不稳定对幸福非常有害。”
翻译一下就是：从金钱开始；金钱很重要。
“收入对个体的幸福很重要，但过了某个点之后，其他事情，比如他人的收入也会开始变得重要。”格雷厄姆在2015年与周绍杰、张君义合写的文章中这样说。
“他人的收入”为什么重要？
答案并不是在吹捧人类的慷慨。一旦收入达到让人非常舒服的水平，人们会开始和邻居、朋友进行比较，设定相应的期望。这样不好。
莱亚德在评估文献时写道：“这些研究证据显示，他人收入的增加会损害你的幸福感。”在肯尼亚做的一项实验就是很好的例证，实验结果令人吃惊，也有点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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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探讨了这项实验，题目是《你的收益是我的痛》。一个名叫“直接给予”的非营利组织在60个穷苦的肯尼亚村庄里随机挑选了一些家庭，无条件给予他们一次性拨款，金额为400美元或1500美元。无论哪种金额，对村民来说都是一大笔横财，因为这些地区普通家庭的总财产都不超过400美元。
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内斯·豪斯霍费尔、詹姆斯·赖辛格和内罗毕行为经济学卜萨拉中心的杰里米·夏皮罗通过分析结果发现，获得拨款的家庭生活满意度提高了。然而，从整体来看，获得拨款的家庭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被没有获得拨款的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大幅下降所抵消了。
学者们写道：“消极效应的强度不容忽视，因为它是同样数量的财富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4倍多。”
换句话说，一个人金钱增加带给另一个人的不满是带给这个人满足的4倍，至少对贫穷的肯尼亚村民来说是这样（但意外之财带来的大多数的积极效应和所有的消极效应在大约一年后都逐渐消失了，因为村民适应了新现状）。
另外，由于幸福是主观的，因此感知和现实一样重要。设想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在贫穷的村庄里，有个“调皮鬼”想加剧穷人和富人的幸福差距，于是他决定把每个人的纳税申报表公布在网上，使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搜索到。
事实上，2001年，挪威就做了这样的事情。2016年，微软公司一位名叫里卡多·佩雷斯-特鲁利亚的研究者查看了2001年前后的幸福情况，他用非常巧妙的统计控制，隔离了有可能的透明效应。结果同样不容乐观。
首先，他发现，很多人上网查朋友和熟人的收入情况。人们窥探的热情非常高，对收入的搜索量达到YouTube搜索量的五分之一。
其次，一旦人们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多年来形成的稳定的幸福差异就被打破了，幸福不平等感猛然加剧。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幸福差距增加了29%，生活满意度差距增加了21%。“这些发现说明，披露程度的改变对挪威人的幸福感影响巨大。”佩雷斯-特鲁利亚直截了当地写道。
需要注意的是，挪威发生的改变并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真的改变了，改变的只是人们对不平等的了解程度。主观幸福感不取决于绝对的物质财富，甚至也不取决于我们相对于他人的位置，而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当然，其他人怎么看我们同样很重要。
2014年挪威官方不再允许个人匿名搜索纳税记录。当人们意识到朋友和邻居会知道他们在窥探时，有关收入的搜索量锐减了近90%，人们把精力转而用在查看谁在窥探自己上。
因此，伊斯特林最初的猜想似乎得到了证实：超过某个点之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不一定会增加国民幸福总值，尤其是如果不平等也加剧了——无论是真实的不平等还是感知到的不平等。
也就是说，光有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是不够的。如果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没有得到平等分配，经济增长其实会增加人们的沮丧和愤怒——即使从绝对数值来看，中产阶级增加了也一样。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梯级之间的距离会变得更大，上面一级的人离自己更远了，这让人心生怨恨。
同样，上面的人会看向他的上一级，也看到自己被拉得更远。正如挪威人所发现的，增加不平等的可见性会使效应加剧。
不平等的加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感知到的，都会毒害经济发展，甚至对很多生活得还不错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看到其他人生活得更好。
注：以上内容来自《你的幸福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