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鲁

来源：陈鲁一周一点（ID：Giselajia）

我从未去过迪斯尼，也没有欲望去。不过我心中有自己的迪斯尼，那就是心理学大会。

 

美国的心理学会多不胜数，有综合的，有专注某个领域的。我喜欢去综合的，那样可以快速接触各个分支领域的最新动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这次去的，是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APS) 的年会。

 

周五早上乘7点的航班，六小时后赶到旧金山，因为旧金山比纽约晚三个小时，赶到会场12点多，还能参加半天的会。

 

会议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举行。我正在张望着找酒店大门，迎面走来两个年轻人，边走边说，蹦出来的词有 Introduction (论文的介绍部分) 和 Studies （研究项目）等，我心想，找对地方了。

 

在二楼领到注册名牌，发现下午场1点开始，有20分钟可以吃饭。赶紧跑到酒店对面的一家泰国餐厅，点了一碗米线。

 

餐厅里面坐满了参会者，听谈话就知道。这不，身后一桌女孩，听着象研究生。“What were the effects? Driven by a few kids? “（结果如何？是否几个表现特殊的孩子的造成了这个结果？）

 

我边吃边看会议节目单。好痛苦，因为同一个时间段有很多演讲同时举行，想去的肯定不止一个。挑选的过程就是忍痛割爱的过程。

 

就这样，周五一点到周日一点，我在这个心理学的迪斯尼世界享受了整整两天。

 

心理学家在研究些什么呢？心理学的最新动态是什么呢？这不是任何人敢通过参加一个会议、写一小篇文章能回答的问题。

 

毕竟，来这个会议的只是心理学者的一小部分，会上我去的讲座不过5%。以下的总结，来自我的角度和体验，大家谨慎欣赏便罢。

 酒店大厅心理学子办理入住手续前后小憩

 

动态一：心理学研究的面越来越宽

 

“住房” 和 “家” 的概念有什么不同？人心理的 “家” 感是如何产生的？“想家” 是一种病吗？

 

带着好奇，我舍弃了认知、性别差异等重大话题，去听了密苏里大学的 Milla Titova 博士的演讲。

 

她说，有研究发现，房子 (house) 和家 (family) 在人心理上是两个概念。说起家来，人们的概念中有稳定、隐私、自我表达的成份。

 

她在研究中让人描述自己的家，并且附上自己家的照片。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指标，叫 “家感” (homeniess)，是人主观上对自己家的感觉。“家感” 强的人，健康心理 (well-being) 指标就高。结果发现，有些人的家客观上很漂亮（家的照片被陌生人打分），但是主人对它的描述不是很有 “家感” (homeniess)。

 

也就是说，一个豪华美丽的房子，不见得能给人亲切感归属感，而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却能做到这个。

 

你也许会说，这有什么？我们早就在生活中观察到了。还用得着你们去用科学手段研究？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发现那是自己目光局限。为什么？

 

让我说完 Titova 博士那天的演讲内容你就知道了。

 

她说，自己想以后研究共同空间 (shared space)，比如大学生宿舍，如何让不同的学生产生共同的家感。听众有人提出，她可以研究旅馆空间如何影响个人的心理。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研究话题都不会止于那个层面。它会导致一个研究体系的出现。研究体系延展出来的实用和理论价值则是不可限量的。

 

对于我们普通人，这个研究的价值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在光顾着去买房子、装修房子的时候，忽略了家里的 “人气”。

 

相反方向想，当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是否通过人工改变环境可以提升 ta 的家感？

 

Mirelle Zamudio University of Nevado, Reno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 Mirelle Zamudio  的研究开始给我们带来一些答案。

 

她的大目标是研究人到一个新的环境下的适应状况和什么因素有关。她研究的因素有想家的程度，喜欢新的地方的程度等等。

想家和不喜欢新的地方都会独立造成人的心情低落。但是，只有不喜欢新的地方才会让人产生孤独感，而孤独感又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

 

那我们可以把 Titova 博士的研究和这个结合起来想。就是，通过对新的环境进行一些设计和人文操控，让人的家感加强。

 

我驻足她的 poster 良久，甚至和她聊起私事。这几年萦绕我脑中的一个大问号是中国小留学生在海外的适应。

 

当我提起这个群体的时候，虽然 Mirelle 一点不了解，但是，我相信，通过她这样的研究人员去继续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我们会有更精确的对海外小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支持和干预手段。

 

听说我是纽约来的，她很开心，说自己的哥哥刚去那里，准备在纽约的演艺界闯一番。

 

 

一个社会的公众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会和这个社会的运作、大气候息息相关。而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则会和人们对基本事实的掌握有关。

 

心理学家研究的人类的集体就和这个相关。

 

老牌认知心理学家，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 Henry L. Roediger,III 教授报告了他未发表的研究。他先调侃，说在这样的会议上，最理想的是报告未发表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是他唯一剩下的未发表的数据。他的幽默在于，他把自己说得 “可怜”，其实侧面显示了他的高产，因为所有过去做的研究都得以发表了。

 

他这次的研究，是世界不同国家的普通公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项事实的掌握度，俄国人最准确，美国人、日本人最差，中国人居于中间。对于自己国家的贡献，所有国家的人都觉得自己国家的贡献大，高于根据事实达成的指标。

 

他的研究，让我们产生了无数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里，公众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事实、基于理性思考？

 

一个人要混得好，要自尊自爱，自尊自爱来自对自己客观的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混得好，也要自尊自爱，自尊自来自来对自己的历史、全世界的历史的客观理解。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种思维模式，给我们开启了无限的思考和探索机会。

 

 

弗吉尼亚大学的 Nicholas Buttrick 教授的研究课题是，人口密度是否和人的生命意义感有关系。

 

他把生命的意义定义为：

 

• 重要性 (Significance): 我做的事情对任何人有用吗？Do what I do matter?

• 未来感 (Future): 我是否能把握我的未来？Do I have control over my future?

• 明白感 (Coherence): 生活中发生的众多琐事，我是否能够串连起来，明白它们为什么？ Do things make sense?

 

他使用超大型的世界面积的数据进行了复杂科学的分析。结果发现，世界上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大家报告的生命的意义感就低。（这是控制了体制、经济等很多变量后的发现。）

 

他又进一步做控制性研究 (manipulations immersion)。让人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看不同的画面，听不同的声音，人工给他们创造出空间拥挤或者宽松的感觉。结果也有同样的发现。

 

他把生命的重要性，定义为一个人对世界的贡献。我通过提问，提醒他，要考虑文化的不同。有些文化中，人生的意义不见得就是对世界作出贡献，而是对家庭作出贡献。在某些物质和社会环境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让一家人活下来，死不了。他表示赞同。

 

对于别的文化的理解，美国心理学家过去已经跨出了很大一步，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人家在认真努力地通过一个个研究、一次次对话去做了。我这次一个小小的提问，会让这位年轻白人新锐研究人员暂停一下想一想，这是科学指引下的大脑不可避免的反应。

动态二：心理学研究越来越深

深入的一个特点是细化。用人格的研究做例子。

 

我这次碰到了好几个Alexithymia (述情障碍) 的研究。有这种障碍的人很难辨认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导致社会交往问题。从1970年代，这个概念在心理咨询领域被提出，本世纪初开始，才被心理学家用科学的手段进行研究，比如它的大脑神经机制。

 

而这次会议了解到的研究，表明研究者在积极探索它的社会机制和成因。一个研究显示，控制欲过度强的妈妈容易有这样的孩子。另有研究显示，有这种倾向的孩子，容易沉迷于游戏。

 

和对 Alexithymia (述情障碍) 研究推进一样，心理学家还从人格中提取出一种细化的人格成份，就是对别人的行为过度敏感。有这种性格成份的孩子，如果家庭环境好，就特别受益。如果家庭环境不好，就特别受罪。

 

 

我去了这个研讨会，题目是 —

 

带有动力的学习和努力是如何发展出来的？Developmental Emergency of Motivated Learning and Effort

 

“我的孩子怎么就没有耐心？”常听家长这么说。

 

学龄前儿童如何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什么样的环境状况会让他们坚持？

 

麻省理工学院 的新晋博士 Julia Leonard 通过严格的实验研究发现，当孩子看到大人坚持做一件事情，并且最终成功了，孩子就会坚持。如果大人不坚持，或者坚持了没有成功，孩子就不坚持。

 

这说明，孩子们需要榜样，但是不会盲目跟随榜样。他们会算计自己的投入和产出是否匹配。“They are rational.”（他们是理性的。）Leonard 博士这么评论学龄前儿童。

 

所以，她给家长的建议是–

 

以身作则，努力，并且尽量成功。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try hard, and succeed.

 

斯坦福大学的 Hyowon Gweon 教授发现，孩子即使有内在的动力去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有机会向大人展现自己成果，去坚持的愿望会更强烈。

 

伯克利大学的 Kristen Delevich  教授研究青春期雄性和雌性荷尔蒙的高高低低会如何影响焦虑感、学习的专注力等等。

 

 Katherine Insel 博士则发现，青春期少年，对于物质刺激，能够认识到是物质刺激，也重视，但是，不能转换成行动的动力。大脑扫描发现，是因为大脑前额叶和后部的链接还没有通畅。

 

这四位平均年龄也就35 岁的女性新锐心理学家，向我们指出，不同年龄的孩子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动力，来自于他们周边人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关注、身体内的激素水平、大脑神经分支系统的连接成熟度。

动态三：心理学家更加关注民生

 

教育一直是心理学家关注的大点。会议中有关教育的研究不胜枚举，我挑个小小的例子。

从左到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Changrui Li, StefanyMena, Catherine Cook

 

我从这个 poster 前匆匆走过，急着赶去听一场讲座。没想到，被一位白发老教授拉住，直接把我赛到了一群年轻大学生之间。

 

我一头雾水，其中一个叫 Catherine Cook 的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就开始给我讲了。她很专业地指着团队的 poster，从头开始讲。还没十秒钟，我就把她打住，说 “我时间不多，你就直接说研究方法和结果吧”。

 

她马上调整解说，一分多钟清楚地把研究说完了。他们把练习足球射门的孩子们，分成两组，每组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训练。一种就是自己练习射门，一种除了这么练习，还到球门后面去看别人练习射门。之后测评哪组进步大。结果发现，后一组技术提高更快。我和 Catherine 共同分析原因，认为是学员掌握的信息多了，帮助他们形成了更丰富的资料库，加强了他们的判断力。

 

足球技术是这样，其实别的科目的学习也是这样，比如我目前专注的中文教学领域。离开这群大学生的时候，我很满足，暗暗谢谢那位白发教授把我给抓住了。他肯定是想让自己的学生多一个锻炼的机会。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心理学家多年关注的。这次看到他们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加细化、深入。

 

康州大学的教授 Ann Devlin 研究养老院里的生活质量会如何受家具摆设的影响。

她研究的因素很多，比如是否有窗子，座椅种类和多少，体重超重人的座椅，电视的摆放位置等等。

 

她这次讲了很多发现，在此只说一个小小的作为例子。她发现，电视机在房间的摆放位置会影响人的控制感。对于行动不变的老年人，如果房间的电视摆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但是老人不能自如控制它的开关和音量等等，就会产生焦虑感。

 

解决方案或是帮助老人掌握控制电视的手段。如果老人的身体不允许这方面的提高，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着手，把电视放在角落不太显眼的地方。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思维角度。它说明，人的心理健康，不管是两岁的孩子，还是八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人对于环境的把握感息息相关。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帮助，来自于辨认他们在生活中有什么感觉自己不好控制的东西，帮助他们去增加控制感。

 

（我们这里来个脑筋急转弯。就是，这种控制，指的是合理的控制，能够满足人的基本要求的控制。不是不合理的控制，比如控制别人的心理和行动。）

 

 

很多家长错误地把送孩子上到好大学为目标。为什么错误？因为上大学不是人生的目标，而是孩子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 “领地” 被生活检验。

 

那当今的新生代大学生，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有些什么警讯？

 

加州大学的 Jean M. Twenge 教授，通过研究全国性数据，得几个结论。

 

在2010年左右，大学生中的焦虑、抑郁患者比率突然飙升，只升不降。全美国的大学，在接受前所未有的学生心理健康挑战。

 

她发现，现代的青少年不如原来的独立。比如，现在18岁的孩子，和六七十年代的12岁的孩子的生活状态一样。因为独立意识差，上大学后焦虑感强。

 

她发现，手机和它的各项功能过多夺取了青少年 “真人” 互动的机会，让他们丧失了一个心理健康的保护源。

 

大学不是重点、符合年龄的合理的独立、真人互动的意义，这几点不就是育儿和教育的核心点吗？

 

如何让一个人更加有创意？更加有道德？心理学家继续寻找答案。

 

这次，我听了一场新加坡学者的演讲。他们研究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如何让自己更有创意和道德。

 

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就是，“我是谁？”

 

笼统来讲，西方人的自我概念更个人化 (independent self)，东方人的自我概念更集体化 (inter-dependent self)。

 

如果一个人具备个人化的自我概念，他会强调自我的感受、想法、成就。如果一个人具备集体化的自我概念，他会强调自己和感受、想法如何融入集体，自己对集体的贡献。

 

南洋科技大学的 Albert Lee 把美国人（个人化自我概念的代表）和印度人（集体化自我概念代表）被式分成两组。让他们回忆自己做过的不好的事情，或者让他们回忆自己的一个亲戚做过的不好的事情。然后，给他们看一些日常用品，比如肥皂，洗手液，牙膏等等。让他们选择自己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也许不知道，我也是这次才学到的，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如果一个人有心理上的羞耻感，他会在这种实验中选择更多的清洁用品。（注意，在此不要冤枉我们生活中那些爱清洁的人。）

 

结果发现，当回忆自己做错的事情后，相较于回忆自己的亲戚做错事情后，美国人会更加想清洁。而印度人，当回忆自己做错事情和自己的亲戚做错事情后，清洁的欲望相同。

 

也就是说，美国人自己做错的事情，会更加自责。但是，自己身边的人做错的事情，不会去自责。而印度人，则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做错的事情，都会赶到自责。

 

他通过另外一个实验证明，这两种文化的人的自我概念也可以变化，通过听到的、看到的东西，会往对方的方向变。

 

也就是说，通过让一个人往个体化自我概念方向偏一下，会让他更加重视承担个人责任。让一个人往集体化自我概念方向偏一下，会让他更加重视自己身边的人承担的责任。

 

个人自我概念中含有自我认同。比如我的自我认同有女性、家长、老师、朋友、女儿等等。

 

Chi-Ying Cheng 教授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她研究女性商业管理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一个自我认同是性别（女性），另外一个是专业（商业管理）。

 

她发现，那些能把这两种认同有效统合的人，也就是不觉得这两者是冲突的，创造力更强。那些把这两种认同认为是对立的，也就是觉得它们有些冲突，创造力就差。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在个人概念里面含有自我认同。比如，我是家长，也是老师，家庭和事业。如果我觉得家庭和事业是冲突的，做事情的时候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没有工作而失落，我们就会产生纠结。如果有效统合，在两个角色中自由转换，就会因之产生 “正能量”。

 

她的分析是，每个角色都建立在一个知识体上。如果有效统合，你会在决策解决问题的时候，把两个知识体的东西都调动起来，创造力就会强。

 

她创造了一个量表，测评一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统合度。Gender-Professional identity Integration (GPI).

 

她让被试去为两个产品设计广告词，用精确的手段测评他们的创造力。结果发现，统合度越高的，创造力越强。统合度越低的，创造力越查。

 

 

 Brandon Koh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博士生 Brandon Koh说，人的创造力被束缚，是因为他们会受思维定式的影响。但是，当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人是很难不去使用心理定式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要是让人去画一个外星人，大多数人画的，都能在已知的动物身上找到原型。

 

那如何让人不去使用心理定式呢？他决定用一种新的定式来代替旧的定式。他选择的是思考未来。他让被试去思考未来，然后测评他们的创造力。结果发现，这样能够提升创造力。

 

开阔的自我概念，就是个人、集体兼具的自我概念，在多个社会角色中自由转换、有机统合的自我概念，知道现在的我、想象未来的我和世界，自我概念跨文化、跨社会角色、跨时间转换，让人更有创造力，也许更加道德。

动态四： 心理学家继续积极自我怀疑

心理学家的自我怀疑精神在会议中随处闪烁。

 

 

成长性思维的概念，通过 Dweck 等学者的研究，已经传播全世界。周五我一到，就去听了一场有关成长性思维的演讲。题目是 –

 

How important are growth mind-sets for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成长性思维对学习和成就有多么重要？

 

第一个讲的人是密执安州立大学的Alexander P.Burgoyne。很年轻，长得象电影明星。他做实验，让成年人去学习音乐，都是从来没学过音乐的人。测量了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智力指标，外加成长性思维。同样的学习时间和方法，是否有成长性思维的人会学得更好更快？

 

他的发现竟然不是。反而，他发现是智力的某些指标和学习效果有关系。

 

紧接着，英国爱丁堡大学的 Timothy C. Bates 博士做了发言。他竟然研究了 Dweck  的原始数据，发现根据他的重新数据分析，成长性思维对儿童学习效果的影响很小。

 

这两个发言过后，听众陷入了沉思。

 

一名听众发言说，“ Some findings appeal to the mass mind. As soon as such a finding comes out, the world is ready to accept it. “ （有些发现，特别符合公众的心理，一出来就会被迅速接受）。  

Timothy C. Bates 表示同意，说  “We need to tell the truth, not what the world wants to believe in.” （我们需要说出的是事实，而不是世界想要相信的东西。）

 

那一刻，我觉得很 high,  因为这就是吸引我的科学精神。

 

世界上的各类劣行中，情节最重的就是强给别人灌输自己相信的东西。情节轻一些的，是轻率地把不经验证的东西让别人去相信。

 

而心理学家，不仅不参与这些行为，还会终其一生，为人类寻找事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我怀疑，自我挑战。“吾将上下而求索”，用屈原的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一点都不过份。

 

接下来，上台的是一名带眼镜的壮年男士。他是得克萨斯大学的 Davie Yeager 博士。他介绍了他和 Carol Dweck  做的长期跟踪研究，就是在学校训练学生的成长性思维。

 

他们发现了在家庭为高收入群体的学校，这种训练没有效果。在低收入群体的学校，在训练得到学校足够大的支持的情况下，就有效果。

 

他表示，要继续研究，找准成长性思维真正的受益对象。

 

演讲到最后，他掷下一句，“We’re just starting!” 大大的英文字，写在屏幕上，意思是，我们不会放弃，并且要继续研究下去。

 

接下来，风头又转回去。

 

最后发言的是这场研讨会的组织者，凯思西储大学的 Brooke Macnamara 博士。她看上去也就三、四十岁。短发，戴着两只大耳环，姿态非常沉稳。她研究了好几百个专门有关成长性思维培训的研究，把所有研究的发现统合起来 (meta-analysis)。目的是看培训效果是否因年龄、家庭收入、培训方法等不同而不同。

 

她发现，相比更大的孩子和成年人，对儿童的成长性思维培训有点微弱效果，但是，也是发生在低收入家庭，并且培训的方法要互动性强。

 

大家不要根据我对这场演讲的描述，来对成长性思维做任何定论。但是，知道心理学家还在深入研究，去谨慎实用这个概念为好。

 

Gavin Nobes 教授 

在大会结束前，我在 poster session 撞上了英国的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的Gavin Nobes 教授。他推翻了英国学者多年前的一个研究发现。当年的发现来自于英国警察局的虐杀儿童数据库，结论是继父比亲生父亲虐杀儿童的机率更高。

 

他用更严谨的统计学方法，发现相比亲生父亲，数据中的那些继父更加年轻，受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更低。当把这些变量控制后，继父虐杀儿童的机率并不比亲生父亲高。

 

我向他表示感谢，感叹之前的不严谨的研究发现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一位男性，如果当上了继父，心里会多么忐忑。一位女性，给自己的孩子找了个后爸，心里也会多么忐忑。这会给他们的关系增加多少不必要的沉重。”

 

我们又聊起来他做的另外一块研究，就是早期儿童的道德发展。他研究的是儿童判断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时，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据事情的后果 (outcome based)，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据肇事者的意图 (intension based)。他和同事也是修正了皮亚杰的理论，发现幼儿也有根据肇事者意图来判断事情对错的初步能力。

 

聊到这里的时候，大会就散场了，我们是唯一剩下的几个人。Gavin Nobes 出乎我意料，悠悠地说了一句 “We’re not sure what we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我们这些心理学家真不能确定我们为世界贡献了什么。）

 

这个问题我每天都带在脑子里，并且已经有了答案。我毫不犹豫地说 “At least, as humans, psychology has made us collectively more self-aware. ” (至少，心理学让我们人类集体性地更加自知。)

 

他点头表示同意。

 

你知道回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吗？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说这话的，往往是一个发言人。他／她无法回答一名听众的问题。

 

说这话的时候，他／她是陷入沉思状的。

 

我为什么对心理学家这么着迷？他们总是要去理解，去帮助，去贡献，永不满足。

明年会议预告 

作者简介：陈鲁，纽约大学发展心理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李曼分校心理系副教授；纽约市少儿华文书园创办人；加州教育部学前双语发展教师指导纲要编写专家；纽约市教育局中文双语学校中文试题编写组高级顾问；贵州遵义市西西弗教育中心英语教学顾问

责任编辑：Spencer 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