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卫奇

来源：心理科陈博士（ID:develop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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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不仅仅会给患者本人，也会给其亲人、家属和周围人带来诸多不便，甚至是痛苦，以至于每个人都会为疾病付出一定的代价。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疾病也有一种社会价值，生病可能为患者创造一种“社会增值”。

 

每个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一个孩子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会得到父母的格外照顾。他可以吃到以前吃不到的东西，过去生活中的约束也都不复存在，他可以额外地撒娇、多看电视、多玩电子游戏，最重要的是，他会得到父母一心一意地关怀。

 

因此，对孩子来说，生病意味着一种额外的“社会增值”。

 

其实，年幼的孩子都很聪明，他们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看懂父母的行为规则，就能领会“社会增值”的意义。一旦如此，每当孩子感觉到被“父母忽视”，就会利用生病作为工具，来改变现状，索取父母一心一意地关怀。

 

当然，这种行为并不是孩子的主观理智行为，而应该归属于他本能的求生欲望和行为。社会心理学将这种“因病得福”的行为规则称为“继发性疾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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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世界里，每一种疾病也都有社会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会随着社会文化和医学发展的变迁而改变。

也就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疾病价值表”，每当周围有人生病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参照这张“疾病价值表”，以此来理解疾病，甚至评价、贬低、惩罚患者。

 

假如某一位年壮有为的成功人士得了心肌梗塞或倦怠症，大家都会觉得他身负重任，日理万机，因为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而劳累奔波，废寝忘食，都会坚信他因此而遭受病魔的折磨。

于是，我们会对他产生一种潜在地同情和尊重，愿意尽力帮助他和家人共同度过难关。对这位患者来说，疾病的不幸就包含着一种“社会增值”。

 

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得了抑郁症，甚至有自杀的倾向，大家会因为自己内心的不知所措而猜疑其发病原因，会怀疑患者的人生动机和为人处世与疾病的关系，甚至会武断认为：这其实不是真正的疾病，而只是患者为人欠缺的后果。

由此，大家会坚信，假如他能正确地待人处世，一定不会得病，更不会有自杀的念头。

 

于是，大家会刻意地去避开他，对他产生一种潜在的鄙视和排斥。对这位患者来说，患有疾病包含一种“社会贬值”，更意味着一种社会冷酷的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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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个人热衷于对周围人的事做出褒贬评论一样，我们也热衷于对周围人的所作所为，甚至习惯于对周围人所得的疾病做出褒贬、优劣的评价。

 

我们心目中所谓的“疾病价值表”本就不是客观的品比，是基于传统社会对疾病的社会利弊的评估，换句话来说，它是社会对患者本人褒贬、优劣的评价。

 

与此同时，我们心目中的“疾病价值表”还基于每个人对疾病的害怕和敬畏，更出自于很多人对诱发疾病机制的无知和误解。

 

每个人都害怕自己会得精神疾病，就像在颠簸的船上“不晕船”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会“晕船”一样。

我们也无法想象：“我怎么可能得精神疾病呢？”为了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慌，更为了给自己“壮胆”，很多人会潜意识地武断：患者的“自私和错误”才是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

 

言外之音是，只要我们“行为端正”，就不会得精神疾病。

 

事实上，每个人得病都有各自特定的外因和内因，甚至来自于“遗传因子”。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个人主观防御的能力十分有限。

一旦发病，就像颠簸时“晕船”一样，患者根本无法“自救”，只有接受专业医师的诊断和治疗，才有可能解脱疾病。

 

无论如何，亲友的不解、误解甚至“惩罚”，非但无益于患者的“自救”，更可能会将其逼入“病有应得”的陷阱，让精神疾病患者处于羞愧而远离亲友，远离医生，甚至走上绝路，加剧悲剧的发生。

 

但愿大家能学会换位思考，学会理解周围人。

作者简介：张卫奇，德国明斯特大学精神病学与心理治疗学系教授。本文是张卫奇教授应邀于2018年4月9日在上海进行的题为“远亲、近邻和微信—社会变迁对大脑和心理的影响”的报告后的一些感想，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浅谈疾病的社会心理意义。

责任编辑：Spencer 沐风